2019年11月23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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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歷史現場需要真實細節

——讀《上海1931》有感

2019-7-12 9:44:58 來源:中國礦業報 作者:沈飛德

近年來許多歷史類圖書在宣傳介紹時常以“重返歷史現場”的提法吸引讀者眼球,由此使我想到20多年前曾協助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長王國忠策劃主編一套“歷史現場目擊書系”,邀請一批經歷歷史風云的文史館館員撰寫回憶錄。取這樣一個叢書名,意在讓歷史老人以歷史親歷者的身份記錄他們曾經經歷的風云歲月,讓歷史親歷者帶著讀者重返歷史現場。重返歷史現場除了歷史親歷者的回憶,另一種途徑則無疑是歷史研究者的書寫。最近由吳基民撰寫的《上海1931》一書,是眾多歷史類圖書中讓讀者“重返歷史現場”的一本佳作。

《上海1931》的書名,直白地表達了作者所要敘述的時間與空間,既簡明扼要,又干脆直白,決不故意制造迷霧,誤導讀者。上海的1931年,或1931年的上海,在這座中國最大也是遠東最繁華的五彩繽紛的大都市里,究竟發生了哪些影響中國革命歷史進程,乃至改變世界歷史格局的重要事件?有哪些重要的歷史人物登上了歷史舞臺?他們又各自扮演了怎樣的歷史角色……種種疑問會在讀者腦海中涌現,繼而生出試圖探究歷史真相和懸念的好奇和沖動。確實,稍微留意中共黨史,就會發現1931年對中共來說是非常特殊的年份,在上海接連發生了一系列對中共歷史影響極大的事件。譬如1月,王明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在漢口路東方旅社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使“左”傾教條主義開始統治全黨,結果使上海的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極為嚴重的損失;4月,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特委三位領導之一、中央特科的主要責任人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最終導致中共中央機關無法再在上海生存下去,周恩來、王明等中共中央的負責人不得不先后離開上海;5月,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在上海成立被稱為托派的黨派組織“中國托洛茨基派”;6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后仍被國民黨處死,王明為代理書記;同月,共產國際遠東局聯絡員牛蘭在上海遭租界當局逮捕,繼而被引渡給國民黨當局,因牛蘭事關共產國際和中共的重要機密,結果宋慶齡參與了一場驚動世界的大營救。

《上海1931》的作者以俯瞰歷史的大視野,著重聚焦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發生的重大事件與重要人物,是中共黨史讀物的另類書寫。他的濃墨重彩既著眼于官修黨史著作的重要內容,又特別關注官修黨史著作因敏感回避或不屑敘述一筆帶過的那些“邊角處”,以豐富翔實的史料,生動有趣的細節呈現驚心動魄的歷史場景。該書的“引子”部分是全書的序幕,近兩萬字的篇幅集中寫1931年前的上海,確切地說是寫1931年前中共與上海的關系,讓我們非常清晰地看到上海這座光榮偉大的城市是怎樣孕育和誕生了中國共產黨,以及這個以馬克思主義思想為指導的政黨在上海蓬勃的成長、發展和遭遇的慘烈挫折,革命的紅色基因浸潤于城市的各個階層與角角落落。接著,作者才徐徐拉開歷史的大幕,以史家的見識,作家的筆觸,生動地呈現1931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經歷的波詭云譎的歷史風云。

《上海1931》 吳基民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始終秉持實事求是的唯物史觀,具體體現在不遺余力地以真實細節呈現歷史真相。在筆者看來,要重返歷史現場,關鍵是需要真實細節。吳基民長期關注上海的中共歷史,除了廣為搜羅各種文獻檔案,博采海內外最新學術研究成果,還善于采訪歷史老人,積累了第一手的、鮮活的口述史料,使他以書寫重返歷史現場成為可能。筆者與吳基民有緣,大學畢業分配到上海文史館工作時,他則剛從文史館調往上海電視臺工作。筆者從事的文史資料工作也是他曾經所做的工作。那時文史館、參事室兩家單位同在一處辦公,吳基民有機會在文史館員和參事中接觸了一批中共上海黨史上的重要人物或與中共有密切交集的人士,得以親聆歷史老人的講述,如秘密戰線的吳成方、黃定慧(慕蘭)、洪揚生,曾在法租界巡捕房任華人最高警銜的特級督察長薛耕莘,托派杜畏之、黃鑒銅,還有出獄平反后任上海市政協委員的中國托派“教父”鄭超麟等。這些歷史老人回憶的真實細節,成為他書寫中重返歷史現場的獨特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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